达道宝 “蚊子战”告一段落，人与蚊子将如何共存？

当看到“终止Ⅲ级响应”的新闻时，被下派到街道的佛山当地机关工作人员刘睿感叹，“终于告一段落了！”

8月26日下午，广东佛山市召开基孔肯雅热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称，佛山市政府决定终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响应，疫情防控策略将由应急处置转为常态化防控，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。

在这场对抗基孔肯雅热主要传播者——白纹伊蚊的战斗中，人类取得了阶段性胜利。

然而一些居民在防控过程中察觉，蚊子比以前少了，却也更难消灭了。8月中旬，有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，广东的蚊子对菊酯类杀虫剂几乎都已产生抗药性。

抗药性意味着什么？人类又该如何应对？暂时的胜利让人们回归日常，也带来新的思考：或许，人与自然之间并非谁控制谁，而是需要在不断调整中找到动态的平衡点。

蚊子少了，也更难杀了

8月24日，台风“剑鱼”来了。“台风前后，蚊子会多一些。”回到家门口的中山居民夏琪看到纱门上停了三四只蚊子，这是她近一个月来见到蚊子最多的一次。

25日中午，消杀人员金勇刚结束佛山一所中学的消杀任务。一周后就要开学了，他所在的消杀公司收到了不少学校的订单。这段时间，公司业务量翻番，许多企业、机构都找他们消杀，反馈也都不错。

工作人员正在消杀。郑子愚摄

工作人员使用的消杀药剂。他携带的篮筐里放着控制药量的量杯、手套、鞋套等工具。郑子愚摄

佛山某城中村，菜市场里摊贩叫卖，老人聚着聊天纳凉。一位餐饮店主称，村里现在没什么蚊子。

23日下午，一位研究者在珠海高新区一栋办公楼傍晚捕蚊。吸蚊器和蚊笼是他行李箱中的常备工具。一小时后，蚊笼中捉到十多只蚊子。对方解释，作为专业人士，在蚊子多的地方，一小时能抓上百只。这次捉到的几只，还多是来自下水道附近的“卫生黑点”。蚊笼中的蚊子数量间接反映出防控成效——

7月初基孔肯雅热疫情暴发后，佛山当地街道将居住区划分为多个网格，每个网格由居委会、派出所、卫生站人员组成团队，负责张贴提示、登记住户信息、排查发热及积水情况、派发灭蚊片、清理杂草杂物等。发现发热或积水，须及时通知户主并跟进。清理消杀中还动用了无人机，准确定位杂物堆积和积水黑点，立即处理。

与之相关的布雷图指数，此时已降至5以下。郑爱华解释，该指数通过检查积水容器及伊蚊幼虫孳生情况计算得出，是评估登革热、基孔肯雅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的重要指标。布雷图指数在5以下，则属于相对安全范围；介于5到10之间，提示该地区存在低度风险；介于10到20之间，提示该地区存在登革热流行中度风险；高于20，提示该地区属高风险地区，有暴发风险。

不过达道宝，也有人感到蚊子似乎更难杀了。

佛山某区级机关单位的杨珊在近期一次消杀后注意到一个细节：烟雾中，一只斑鸠从楼顶坠落，无力再飞，而不远处，两三只蚊子仍在盘旋。

她还发现，蚊子似乎总在消杀后不久再次出现。另一位工作人员则表示，如今被蚊子叮咬后，包肿得更大，且四五天不消，挠破后容易留印，蚊子不但难杀，好像也更“毒”了。

很难说这些细节指向蚊子的抗药性提升。不过，“如果你在点着蚊香的半夜，还起来打蚊子，那你就感受到抗药性了。”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郑爱华说。

杨珊看到一份数据，是佛山三水区相关单位近期得出的监测结果：白纹伊蚊幼虫对残杀威的抗药性指数为4.53（低抗），对双硫磷为16.86（中抗），对氯菊酯为41.43（高抗）。白纹伊蚊成蚊对马拉硫磷的死亡率为81.67%，属“可能抗性种群”；对溴氰菊酯的死亡率为25%，属“抗性种群”；对噁虫威的死亡率为98.33%，仍属“敏感种群”。

日前，顺德区也测定了白纹伊蚊成蚊对4种杀虫剂的抗药性，结果与三水区基本一致。

被打破的平衡

蚊子出现抗药性是一个老问题，郑爱华说。

郑爱华介绍，早在2.26亿年前的三叠纪就出现了最早的蚊子。而当时人类的祖先仍是水陆两栖动物。能历经数亿年演化而不被淘汰，蚊子自有其生存之道，人类难以彻底消灭。

19世纪，人类合成化学杀虫剂并广泛应用于农业和公共卫生领域，如农业害虫一样，蚊虫抗药性问题也逐渐显现。

简单来说，抗药性就是连续使用某类杀虫药剂后，蚊子发展出对这类杀虫剂一定剂量的耐受能力，并且这种能力能够遗传到下一代。只要持续使用杀虫剂、驱避剂，蚊子就必然产生抗药性。

郑爱华担忧的是，短时间内，大规模、高频次的消杀会加速蚊子抗药性的变化，打破人与自然之间原有的平衡。

一个周末，小雨淅沥，中山水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王颖被派往某村协助工作。“那个地方的布雷图指数达到20了”，村干部告诉她。

指数“爆表”的是一片工厂区。王颖被派往的厂区面积近3000平方米，积水点多集中在电动车棚周围——因水泥地面浇筑不平，墙角低洼处容易积水。她看到不少积水混杂泥土、垃圾、青苔，明显属于卫生“黑点”。厂区周围还有多处水洼。村干部称这些都是隐患，要求他们立即清理。

王颖说，大多数工作人员并不太了解生态平衡和抗药性方面的知识。她注意到药剂包装上明确标识了每平方米3克的用量标准，但实际操作中，几乎没人带秤，往往直接倾倒。

村里一位连续多年参与防蚊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达道宝，这类药“没有这么严格的讲究”。在蚊虫孳生地附近多倒才有效果。对方边说边抖抖包装袋，将药物倒入窨井。“如果杀不死，那就多倒点。”至于抗药性，他们相信，多点剂量总能见效。

工作人员直接倾倒药物。受访者供图

以往的雨前，蜻蜓——蚊子的天敌低空盘旋。最近几个月，王颖感到，蜻蜓比往年更少了。她住的小区外有条水沟，夏夜总能听到蛙鸣。如今，蛙鸣消失了。

因消杀人力紧张，刘睿被要求工作日每天半天下沉社区防疫。十个工作人员一组，每组在一个社区轮值两周，再转往下一处。消杀防控后，他发现周边蚊子少了，病例增速也放缓，“即便穿短裤上街，也不太被叮了”。但他注意到，路边的灌木丛被铲平。他感到难过：消杀一种昆虫也可能导致其他物种死亡。刘睿说，我们不能放任不管，但也不能过度干预。若其中一环遭到破坏，势必影响整个生态链。

郑爱华担忧的是，短时间内，大规模、高频次的消杀会加速蚊子抗药性的变化，蚊子因此更难被杀死。“对长期防控而言，今年的用药终点就是明年的起点。”人类不得不持续增加剂量和频次，投入更多成本——这不是可持续的防控方式。

他进一步解释，事实上，蚊子传染病毒有“窗口期”，正式名称是“外潜伏期”。蚊子叮咬感染者后，病毒需在蚊子体内“潜伏”约1周多，才能通过再次叮咬人传播病毒，而成蚊的寿命仅1至2个月，其所携带的基孔肯雅热病毒不会传给下一代。此外，蚊媒病传染传播有几个决定因素，包括：蚊子密度、人口密度、人蚊接触强度。因此，清除蚊子孳生地、消灭成蚊和做好个人防护措施是防控工作的重要环节。

我们学会共存了吗？

佛山禅城区居民梁刚感受到生活的变化是在8月中旬，佛山受台风“杨柳”时。当时，暴雨导致佛山部分区域内涝，他所在小区有车辆被淹，他的车因停在高处而幸免。

台风过后，梁刚发现内涝与防蚊措施有关：街道在下水道铺装纱网，却被落叶垃圾堵塞，导致排水效率骤减。他把人们生活的城市理解为一个复杂的系统。“装纱网是必要的，”他说，“但任何措施都可能带来新问题，我们应该提前研判、系统解决，而不是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。”

城市治理如此，面对自然亦然。

郑爱华表示，我们也无需对蚊子的抗药性过于担忧。具有抗药性的蚊子，其环境适应能力相对于敏感的蚊子往往更差。在不用杀虫剂的时候，蚊子的抗药性种群会发生可逆的变化，但是前提是环境中还有敏感的蚊子种群。但是如果蚊子全部都产生了抗药性，那这种可逆性变化就很难发生了。

此外，为了延缓抗药性的产生，在消杀用药的时候可以采用“鸡尾酒”的方式，有点像艾滋病药物的使用方式。即次消杀过程中，混合两种不同靶点或者不同杀伤方式的药物，能延缓抗药性的形成；也可使用“生物控制”方式，如通过释放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雄蚊，使其与野生蚊交配后产生不育后代，从而降低总体蚊子密度；还可研发新型的蚊虫驱避剂、杀虫剂等，也能有效地规避蚊子对现有杀虫剂的抗药性的问题。

这个夏天，佛山在全市范围内多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统一行动，全面清除蚊媒孳生地，筑牢基孔肯雅热群防群控的严密防线。爱国卫生运动作为我国传染病防控的宝贵经验，在历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均展现出强大效能。本次疫情防控实践再次证明，做实做细爱国卫生运动，能快速有效降低蚊媒密度，切断疾病传播链条。

8月26日，佛山市召开基孔肯雅热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。佛山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曹俊烨指出，在蚊媒传染病防控中，爱国卫生运动主要从三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：一是打造健康的人居环境，二是培养公众健康的卫生习惯，三是推动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。这一系统性、群众性防控方式，不仅着眼于当前应急，更致力于长效健康治理。

郑爱华出生于1979年，他依稀记得童年时期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的经历。他了解到，爱国卫生运动不只是一时的清扫整治，更在城市着重环境卫生、在农村管好水与粪污，标本兼治，为降低传染病发生率、保障群众健康、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历史性作用。

而当前的蚊媒疫情为爱国卫生运动提出了新课题。我们国家以前应对的虫媒传染病，如疟疾、血吸虫病和乙型脑炎等主要发生在农村。而现在流行的基孔肯雅热的发病规律显示，人口密度是关键指标。随着城市化推进，城市人口密度增加，该病更像一种“城市病”。面对佛山这类有高密度城中村的地区来说，它介乎城市和农村之间，其路面、管网系统有所欠缺，产生的卫生死角也与以往不同。他呼吁，在实践中，我们需在过去有效方法基础上，优化出一套适应未来复杂城市环境的防控策略。

城中村内不免出现一些卫生“黑点”。甘煜敏摄